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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2008

Draft amendments to the Criminal Law - second reading conducted

The second reading of draft amendments to the Criminal Law took place on December 23. Amendments have been proposed to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 Smuggling of rare plants and their products. Art. 151 par. 3
  • Insider trading of information related to securities. Art. 181 par. 1
  • Tax evasion Art. 201.
  • Multi-level marketing. Art 225 par. 1
  • Kidnapping. Art. 239
  • Sale or unlawful provision of individual information. Art. 253 par. 1, 3
  • Orgazing minors to carry out offences against public order. Art. 262 par 1, 2
  • Money laundering by juridical persons. Art. 312
  • Causing animal or plant epidemics. Art. 337
  • Production, sale, forgery, theft, trade, illegal supply, use of military uniforms or special symbols. Art. 375 par.
  • Improper use of official power and position. Art. 388, par. 2, 3
  • Possession of a large amount of property from unexplained sources. Art. 395
Excerpts of discussions held by NPC delegates have been published today by the Local Law website (地方立法网). They're pasted below

陈玉杰委员说,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在第四次常 委会初审的基础上,法律委员会征求各部门的意见之后,提出了这次的修改意见,总体上来讲修改得很好。我觉得刑法修正案(七)有两点比较突出:一是有力地打 击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新增加的条款,特别是对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规定得比较具体,也符合当前的情况,对从事证券、基金等业 内人士违法行为的处罚,都是从现实的市场经济运作中出现的情况总结出来的,都很有力度。第二,这次修改有利于反腐败,对国家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处罚,也有 一定力度。
  达列力汗•马米汗委员说,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经过几次讨论,越来越成熟,文字更加规范,内容更加全面。
  郭凤莲委员说,看了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我感觉修改得非常好,而且内容非常充实,也确实非常符合我们国家惩罚犯罪行为的实际情况。
  杨永良委员说,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修改得很好,没有补充意见,同意提交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
  嘎玛(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刑法修正案(七)草案,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趋势,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预见性和可操作性,完全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要求。新增内容符合当前社会发展进程,能够打击当前刑法未能涉及的犯罪。

郭凤莲委员说,我提一点建议,近些年来,盗窃银 行卡的犯罪行为愈发猖獗,这些违法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给社会治安带来了非常混乱的局面,现在老百姓反映很大,也很强烈。大家说没有钱的时候 受穷,有了钱了是担心,存款担心,取款时更担心,带着卡是方便一点,但也很担心,总的来讲是担心重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犯罪者不择手段地钻空子, 利用电子计算机盗窃、行骗,我感觉是防不胜防。建议增加盗窃银行卡犯罪行为的处罚条款,列入犯罪的范畴。最近电视台的法制节目经常报道这样的情况,这种局 面现在是一发不可收拾,建议在刑法中增加相关的内容。
  范徐丽泰委员说,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我觉得已经进步了,但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考虑。第一,第180条和第225条都提到了证券、期货。这次的 金融海啸让大家都明白,金融产品不单单是证券、期货那么简单。为了让我们的法律更加完整,我认为,应该加上“其他金融”。第180条第1款,建议改为“证 券、期货及其他金融交易内幕消息”。第225条第3项建议改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等金融服务及保险业务的”,这样的法律范 围比较符合近代的需要。第二,第151条中谈到了走私珍稀植物,“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42条规定了拘役是为期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 现在这个写法,会否使人以为拘役也是五年以下,建议在“或者”前加个逗号。第三,第201条,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请的,建议在“ 欺骗、隐瞒”后面加上“等”。因为有的情况不一定是明显的欺骗或隐瞒,有可能是在这两者之间,加上“等”就容易把更多的不法行为纳入进来。
  刘振伟委员说,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3条中,对严重逃避纳税数额较大的,在补缴应纳税款后,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不利于打击严重逃税犯罪。建议 该款不适用于严重的、数额巨大的,如数额占应纳税款30%以上的行为。补缴税款后,也不应免除刑事责任,但可以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李祖沛委员说,对刑法修正案(七)提几点建议。建议将第一条“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中的“等”字改为“或 者”,因为里面还包括其他没有点到的货物、物品。建议将第三条“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中的“不申报”挪到前面,即“纳 税人不申报或者采取欺骗......虚假纳税申报”。建议在第四条中“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后面加上“网络”二字,即“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网络”。
  张少琴委员说,对刑法第180条谈点意见。刑法第180条主要对违规进行内幕交易的从业人员以及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的行为规 定了处罚。核心是这些人员违规取得了一些内幕消息,然后利用内幕消息进行违规操作,获取巨额利润。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些对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往往 是来自掌握这些敏感信息的公务员。但是,刑法第180条中没有对违规泄露重大信息并同谋进行违规交易获取不正当巨额利润的公务员规定处罚,建议这里增加一 款“对国家公务员违规泄露重大信息,造成股票内幕交易并形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给予处罚。”
  罗范椒芬(全国人大代表)说,第1条的罪状描述逻辑关系不清。其中后一段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是否具有相关性表述非常不清楚。建议在第151条中设 一个兜底性条款,这样整个逻辑关系会比较清楚。草案第3条,建议“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要定一个下限,应该是减轻司法部门、执法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可是从理念上来说,如果定一个下限等于是鼓励人瞒税在百分之十以下就可以逃避 刑事责任,造成这一点影响不太理想。各地方的法院其实可以在内部量刑,去决定如果瞒税数额不大,可以从宽处理,或者是用行政的方式处罚。
  邸瑛琪(全国人大代表)说,第4条采取叙明式罪状,详细描述了非法传销的特点,具有可操作性。但正因为是详细描述,也有消极作用,司法实践中如 果不具有其中某些内容就不认为是传销行为。这与实质上打击非法传销行为的立法本意是相悖的。另外这个法条显得比较乱,建议厘清组织领导行为与非法传销行为 的区别。同时,建议该罪使用空白罪状,不要使用叙明式罪状,这样可以加大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空间。
  嘎玛(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草案第201条“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 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位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如一个纳税人,应纳税10万元,但逃税2万元,属于逃避缴纳税款数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另一个纳税人,应纳税100万元,但逃税29万元,虽然属于逃避缴纳税额数额巨大,但不符合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因此不构成犯罪。显失处罚公平,建 议将本条款中“并且”修改为“或者”。

任茂东委员说,草案第6条,关于绑架罪增加的对 于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我上次会议的时候说过,这次仍然认为这样规定不妥,建议将其修改为“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更合理些,更符合当前的情况。如果将绑架罪的最低刑降低为三年,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就有可能对绑架罪做缓刑处理,这样与绑架罪的社会危害不符,如果有 关犯罪人员因为缓刑并没有被关押,老百姓绝对不能理解。所以,我建议再次斟酌。
  丛斌委员说,第6条规定的量刑,我同意任茂东委员的意见,建议改为讲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理由有两条:第一,现在绑 架罪发案率比较高,对社会稳定、对公民的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第二,如果界定最低刑是三年有期徒刑,有些审判单位可能就要适用缓刑,这样不利于打击犯罪, 建议提升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石秀诗委员说,对刑法修正案草案第6条关于绑架的问题提两点意见:第一,修改以后的条文里,增加了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的内容,不知“情节较轻”怎么把握?第二,对绑架罪犯判罪的轻重应看罪犯能否主动释放被绑架人,或保护被绑架人的安全。如果绑架后能够主动释放人质的 可以减轻刑罚,建议在第2款之后加一句话,“绑架后主动释放人质的可以减轻处罚。”
  李祖沛委员说,第六条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是否可以理解为有的绑架罪情节不太重,原来规定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太重了,现在放宽一点。但会不会让人感到绑架的情节轻,就只判3年?在客观上容易助长绑架犯罪行为。对绑架行为要严打,如果要写上这句 话,最好是至少五年以上,重一点,五年以上可以,不能放宽。
  南振中委员说,第253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 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还规定“窃取、收买或者以其他方法非 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两款规定全都是针对工作人员的。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以单位名义向他人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 息的情况。2007年年底,女白领姜岩写完死亡博客后自杀,其生前好友发出网络贴文声讨姜岩的出轨丈夫王菲,并刊登了后者的真实信息,引起诉讼。今年12 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一审判决,判令被告大旗网赔偿因“人肉搜索”受到伤害的原告精神抚慰金等。这一判决说明,单位侵权行 为是存在的。建议在第253条中增加一款:“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 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姜兴长委员说,刚才南振中委员针对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7条提出意见,我附议。第253条,增加一款对“单位犯罪”的规定是必要的。对单位犯罪的处理,除对单位判处罚金外,应该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进行处罚。
  达列力汗•马米汗委员说,草案第7项提到单位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现实中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有时候是单位工作人员实施 的,有时候却是单位实施的,这一点从“草案的说明”中使用“国家机关和电信、金融等单位”的用词表述上也可以得到印证,因此,对于以单位名义实施上述行为 的,也应对单位进行处罚,以防止因为犯罪主体的遗漏而造成司法操作的困难。所以,建议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单位犯前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 直接负责人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依照前第一款定罪处罚”。
  列确委员说,第253条,规定了个人出售和非法提供信息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我想,这类犯罪除了个人以外,可能还有单位组织实施的,建议加上单位组织企业作为犯罪主体的内容。
  黄燕明委员说,1.关于修正案第6条绑架罪。国外大部分刑法对于绑架情节比较轻的,有减刑或者免刑的规定。建议增加一款“绑架后主动释放被绑架 人,且没有造成被绑架人人身伤害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2.关于修正案第7条,现在规定的是工作人员违反规定透露个人信息的情形,但是实践中有一些 行为属于单位行为,建议增加一款作为第2款:“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处以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人员按照前款 规定给予处罚。”原来的第2款就作为第3款。3.关于修正案第8条,建议在组织未成年人盗窃、欺骗、抢夺的的规定中增加“残疾人”。因为在实践中,除了组 织未成年人犯罪,还有组织残疾人进行盗窃、欺骗、抢夺的,这样规定与刑法第261条的规定一致。因为刑法第261条也有关于残疾人的规定,可以避免法律漏 洞。
  罗范椒芬(全国人大代表)说,草案第6条,我也同意任委员的意见,应该改为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其他的条文用的是“情节较严重的”, 而不是这里提到的“情节较轻的”,建议修改一致。草案第7条提到国家机关、交通、教育、电信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对这些单位的属性没有具体的界定,建议后面 加上“等公共事业或服务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是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后面写的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 人”,我建议改为“使用、透露或者转让给他人”,“出售”的范围太窄。
  夏绩恩(全国人大代表)说,关于刑法修正案(七)第8条,“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现在实际情况上不仅是组织,而更多是教唆,所以我认为前面应加上“教唆”,然后再是“组织”,因为教唆的危害性可能会更大。
  李亚力(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刑法第253条增加了一条,很有必要,但是也存在问题。我国现在没有个人信息法,如果笼统地说个人信息的话,比较笼统,概念不好界定。因为公民的个人信息范围很广,笼统规定的话,司法实践上有难度。建议对个人信息范围有所限定。
  嘎玛(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草案第253条规定了个人出售和非法提供信息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但这类犯罪有可能是单位、组织实施的,建议在增加本条时考虑单位、组织、企业犯罪的问题。
白克明委员说,关于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 文字表述上让人看不明白,看得很费劲,什么“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 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等等,看了以后不知道这一条罚谁?是罚该国家工作人员?还是罚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老婆孩子、秘书司机?最后 看明白了,是罚国家工作人员的老婆孩子和秘书司机。所以这段话中的“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这句话可以不要,要了这句更让人看不明白了,建议 这一条文字上再修改一下。
  李祖沛委员说,第十三条,犯罪主体的表述还是复杂了一些,上次讨论的时候,很多委员都提了这一意见,强烈建议对这一条再推敲一下,要简洁明了,文字上再下点功夫。
  南振中委员说,第395条第1款加大了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的惩处力度,但同人民群众惩治腐败的呼声仍有不小距离。近年来,一些落马贪官对巨 额不合法财产的来源拒不交代,虽然不义之财被收缴,但相当一部分巨贪保住了性命。难怪有网民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上成为贪官的“避风港”和“免死牌 ”。对这一条款的审议,应注意在以下四点:一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犯罪分子,不涉及其他社会群体,因而不存在“责众”问题; 二是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超过工资、奖金、继承的遗产、接受馈赠捐赠等合法收入,无论是贪污受贿、化公为私而来,还是走私、贩毒、盗窃、诈骗而来,就其性质 而言,均属于不合法财产,因而被推定为非法所得合乎情理;三是“行为人”明知其财产不合法而故意占有,案发后又故意不说明财产的真实来源,属于“拒不交代 ”、“拒不认罪”,不符合“坦白从宽”的条件;四是不能说明来源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后果极为严 重。鉴于上述理由,建议在“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后,增加“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赵可铭委员说,对刑法第388条有关规定提点建议:受贿罪的主体是特定的,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现在增加第三款,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包括在 内,这就扩大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当然,如果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职的时候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应该追究受贿的责任,那他的身份还是国家工作人员。 如果把犯罪主体不适当地扩大适用,受贿罪就失去了职务犯罪的本质属性。第388条当中增加的两款都使用了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的概念,哪些是关 系密切的人?这不是非常确切的概念。我记得2007年8月“两高”有一个关于受贿罪的司法解释,认为是特定关系人,并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情夫 妇,以及共同利益关系人。我觉得用“共同利益关系人”比“关系密切的人”更确切一些,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关系密切的人”如果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犯受 贿罪,能不能有一个别的罪名,另列出来。比如有的“关系密切的人”是在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打着他的旗号办事,这就是诈骗罪。如果已经离职的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现在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他们共谋,那么可以追究共犯的责任,不作为职务犯罪的主体。此外,对受贿罪按照贪污的数额进行处罚,五千元以上 的构成犯罪,1997年以来就是这样规定的,现在已经十多年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五千元和十多年前的五千元差别很大,那时候 我们部队一个师职干部的月工资是八百元,现在是三千八百元。如今贪污受贿五千元的社会危害性应该说已经降低了,所以建议提高受贿罪的起点标准,原来的规 定,在司法实践中也无法实行,不严肃。另外,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的处罚,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又可以判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和贪污上百万、上千万是一样 的,我建议提高判处重刑的门槛,使不同的犯罪有所区别。
  列确委员说,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谋求不正当利益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不仅仅有在岗的,还有退休以后接受他人财物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建 议在这一条中明确退休后谋求不正当利益接受他人财物的情况。第395条,本人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这里是不是应 该加上一句话“没收非法所得,并处罚金”。
  黄燕明委员说,我们也征求了一些从事司法实践的同志的意见,对修正案第13条规定的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认为“关系密切的人”在实践中比较难以区分,不好把握,建议删除,就写“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人员”。
  邸瑛琪(全国人大代表)说,建议删除第13条。理由:一是现有的刑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完全可以调整,不需要再将其扩张。按照共同犯罪的原则可以 进行调整。二是犯罪主体范围扩大,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扩大到一般公民,关系密切的人在司法实践中非常不容易掌握,极易造成打击面扩大。三是第13条和刑法 设置的贪污贿赂罪的犯罪本义相违背。贪污贿赂罪主要打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钱交易,第13条的设置把它改为“关系密切的人”,老百姓会认为这是一种株连 式的立法。
  罗范椒芬(全国人大代表)说,我对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提点意见,我曾经担任过香港廉政公署的官员,特别关注刑法第8章有关贪污贿赂罪的条文, 现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草案第13条表述的不够清晰,原条例338条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利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修订以后第338条犯 罪的主体变成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而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在草案中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包括哪些人,不正当的利益也没有明确界定。香港防止 贿赂条例所界定的利益,包括认可的馈赠、贷款费用报酬或者是佣金和其他种类的财产或者财产权益,职位、工作或者是合约。其实利益应该是中性的,不正当的是 夺取利益的手段,所以我不太理解在草案中说“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什么,需要明确。第二,刑法第395条,现在贪污的手法层出不穷,而且很隐蔽,要求官员 呈报财产所得,如果发现其生活和收入不相称,是不法所得,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条例,香港廉政公署在成立初期曾经利用这条惩治了很多贪污的官员。最近我看到 网上报道在南京有一个房产局长被网友揭发,戴着价值10万元的手表,抽1500元一条的香烟,而他的弟弟又被发现是做地产生意的。有钱的人一般都要享受, 所以只要多留意国家工作人员的生活习惯,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另外,国家在研究财产申报制度,对财产应该包括的范围是需要明确的,在当今金融秩序、资金流 通非常方便的情况下,财产应该包括海内、海外的资金,还要包括其亲属的财产或者间接拥有的财产,也应该公布财产的来源,要有一个核查的机制。我看到网上最 近提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纪检会,制定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值得推崇,希望实验成功,可以得到全面推广。
  李亚力(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第388条“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这里的“关系密切”很难掌握,反过来说,如果“关系不密切”的人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就不要处罚了吗?建议删除“关系密切”这一词,或者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提法,使表述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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