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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016

白净玉评论"中国法律体系中的隐现危机"


评论

白净玉


日读了孔杰荣(JEROME A. COHEN)先生的文章《中国法律体系中的隐现危机》(《A Looming Crisis for China’s Legal System》),我从几个方面做个评论。

第一、该文所描述的事实基本是正确的。我感谢孔杰荣先生有这样的一个求实的态度。但是,因为我本人并不做法史的研究,所以,细节上有没有什么错误,我不敢肯定。另外,我想,如果在某些表述前加点限定词,表述看起来会更严谨,比如,“有才能的法官与律师正在辞职”(Talented judges and lawyers are leaving the profession),如果前面加上“一些”,就更符合实情,因为很显然,不是有才能的都离职了,也不是留下的,都没有才能。另外,有一个表述:“当前的领导层否认许多普世法律价值”“The current leadership has rejected many of the universal legal values”, 我个人认为,这一表述有些言过其实,被当前领导层拒绝接受的普世价值只是少数,而不是许多——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第二、孔杰荣先生就事实所发表的观点,我个人总体上是赞同的。但是,很遗憾的是,有些观点并不是开天辟地的创见,而是中国不少法律人士所共同持有的常识性观点。但是,对这些意见,四位评论人却给出了基本上是相反的意见,我愿意借对评论人的评论,表达对这些观点的认识,或说是辩证的辩护。

从宏观上讲,Larry Backer(白柯), Flora Sapio(孙晓义),Jean Christopher Mittelstaedt(马骑山) 和Shaoming Zhu(朱绍明)有一个基本立场,即不要用西方价值观或是其他,作为标准衡量中国。我很感激他们能有这样的立场,这是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问题上的一大进步,也是中国百年来一直追寻的梦想。比如,孔杰荣先生认为“双规”是违反宪法的(DIC process is entirely without constitutional or legal authority and is a blatant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suspect),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因为这是中国几十年来的传统(它背后又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所以,这个违宪,民众和专业人士普遍都比较接受,当然,执政党可以将这个过程弄得更透明一些,以减轻违宪的色彩。

但是,我认为,他们四位又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过分沉迷在中国的格局中。有些所谓的“西方标准”,比如公正司法,并不是特定于西方的,而是世界的,至少是中国的,中国的历史文献、文艺作品中,有许多著名案例与著名的执法者,他们所具有的特质,与西方此类文献中的记载并没有质的不同。所以,适当地用一些所谓的西方标准(实为普世标准)衡量中国,甚至是美国,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缺失了这些基本标准,Jean Mittelstaedt(马骑山)所说的,中国所要追求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如同无皮之毛。

另外,我对四位评论人的具体分析也有一些意见。

孔杰荣先生说:“在中国,政治持续控制法律”(“In China, politics continues to control law.”),对此, Backer(白柯)教授进行了反驳,其中一个观点的核心意思是:政治控制法律是所有政治体制的核心,所以,政治控制法律,不是问题。我觉得,白柯教授的反驳是无力的,因为白柯先生所说的“政治”、“控制”与孔杰荣先生所说的“政治”、“控制“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内涵与外延。孔杰荣先生此处所谓”政治“,指的是中国语境下的“政治”,这不是一般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而是党政部门的干预,区别于严格适用法律的活动。在中国,一个法官如果坚持严格的依据法律办事,而不考虑一些党政部门的“指导意见”,这个人就会被讥笑为:“没有政治素质”。至于“控制”,孔杰荣先生指的是比较具体的干预与优劣地位,白柯先生所说的则是宏观上的影响关系——马克思的基本主张。所以,白柯教授从这个角度为中国政治控制法律辩护,是不应受到赞赏的。

另外,孔杰荣先生开篇提说;“有才能的法官与律师正在离职”(“Talented judges and lawyers are leaving the profession”),我并不认为律师也存在离职潮。所以,我仅就法官离职的问题做点评论。根据我的了解,最近几年离职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过腐败经历的人,在反腐败的浪潮下,他们纷纷离职,目的是规避查处。第二类才是孔杰荣先生所谓的“有才能的法官”(“Talented judges”),这批人的共有特点是:接受过正规的法学教育、专业能力较强、其中一部分人,怀有可贵的法律理想,年纪尚青。我这里只讨论这类人的离职问题。

这些人大概出生于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从入职到近两年离职,大都经历了黑暗的司法大倒退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稳定压倒一切。这里,需要对“稳定”作个解释,“稳定”这个词本身是好的,因为稳定的国内局势确实能为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提供好的环境。但是,在执行这个口号的七八年里,“稳定”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明显的扭曲,在司法中,本来不该胜诉的一方如果是“强势的”“霸道”扬言要游行、要自杀的一方,就会被判胜诉。此类情形到后来演变得极为严重。这种明显颠倒黑白的做法,引起了极为不好的社会风气,极大的影响了法院的声誉——这一状况使这批年青人的法律理想无从实现,再加上薪水微薄,生活也处于困境。后来,新的领导层上台,提出“依法治国“,提出进行司法改革,这些人对此寄予厚望,以为等来了黎明,不想,司法改革在一些地方的执行,并不利于“依法治国”,这才使得他们心灰意冷,做出了离职的决定。为什么不能等更久呢?因为这些人年纪大约在三十岁左右至四十岁,如果继续等待,他们就会贻误在别的领域发展的时机。

是什么使这些人心灰意冷?朱绍明博士说:法官离职,要从“员额制”说起,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员额制并不是法官离职的源头,而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管是西方价值观,还是中国价值观,委任那些具有专业素养、有公正情怀的人能做法官,才是正道。可是,在许多地方,员额制选拔方式却沿袭了论资排辈的旧传统,员额制保留下来的,是那些年纪大的,行政职位高的,没有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甚至是根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大概出生于50到60年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进入法院。他们的整个成长期,正好碰上了文革反知识的潮流,以及大学教育存在——被废除——萌芽的历程。

最后,我对孔杰荣先生的根本观点做个评论,孔杰荣先生认为,有才能的法官与律师的离职是中国法律改革的危机,恕我不能理解,这些人何以会成为危机?因为有才能的人都离开了,留下的是没有才能的,从而影响公正司法?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这一批人离职了,还源源不断有新的、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进来。中国老百姓对公权力的向往、对公务员职位的向往是非常炽热的。那么,是因为离职的人会采取什么行动吗?一般来讲,他们离职后会有更好的处境,至少在经济上是这样。这种状况不足以使他们采取任何不利于法律改革的措施。相反,他们或许还会“倒逼”司法改革,使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当然,有才能的人离开绝对是一个严重的、令人惋惜的问题——但这是危机之表象,是危机(对员额制的不合理执行)促使他们离职。



我个人认为,现在,法律改革的根本危机尚未显现,而法律改革唯一可能的危机是:不走向“依法治国”,即不委任专业人员作法官,假稳定继续压倒依法办案。朱博士说:“中国是否能建立起一个具备可预测的、可信赖的和独立的法律体系,并不依赖党的领导,而是依赖人民对法律的信仰” ,我不敢苟同,共产党对中国各个方面的领导,是历史与现实造成的事实,这个事实就导致了其对法律改革的决定性作用,导致了法律体系对党的领导的依赖。至于“人民对法律的信仰”,在中国,这近乎痴人说梦,在中国的法律文化中,法律是工具,而不是目的,人民相信良法会带来公平,但绝不会信仰法律本身;假设人民真的信仰法律,那也是法律改革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不能犯因果倒置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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